没有凯撒的魅力 特朗普抓内鬼只会巩固反抗传统

  

  近日,《纽约时报》的一篇匿名“反抗者”的文章使本就风波不断的白宫再掀波澜。这篇名为《我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反抗者》、大肆批评并揭露了不少白宫内幕的文章刊出后,特朗普誓言抓出“内鬼”。不少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纷纷表态,撇清嫌疑,表示忠诚。

文章发表后外界开始猜测这名匿名高官的身份。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是一个特殊的美国,是一个关于“忠诚”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的美国。当然,美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大谈忠诚的年代。20世纪40、50年代初之交,在外,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不断壮大,在内,同情共产主义理想的“变节者”频频出现,不仅麦卡锡运动趁势而起,美国府院也高度重视联邦官员和雇员的忠诚,接连颁布各类忠诚和审查法案。彼时毕竟是剑拔弩张的冷战时代,而且与美国竞争的苏联阵营确实风头正劲。更兼共和党当时已经在野了将近20年,为了重新夺回政权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迫切希望用“软弱”“通共”来打击执政的民主党。

  然而,在谈不上有多大“内忧外患”的当今美国,忠诚问题成为美国国内大讨论的焦点诚可谓是咄咄怪事。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次还不是两党互相抨击对方“不忠”,而是行政部门内频频“自爆”,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特朗普更是时不时就要在讲话和推特中明嘲暗讽下属和前下属们不忠。终于,这一切在《纽约时报》的匿名文章后到达了至今为止的高潮。

  不是问题的问题

  古今东西,忠诚都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其指向大致可以分为个人、国家、事业和理念。在任何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要在多种不同的忠诚伦理之间做出平衡甚至是抉择。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每到改朝换代之际,总有很多人要苦苦挣扎到底是忠于家族、忠于君主、忠于王朝、还是忠于所谓天道或者天命。近代以来,随着权力的逐步法制化,这种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譬如在当代美国,通常情况下忠于总统本人、忠于职责和道德、忠于美国宪法和人民基本上并不存在矛盾。正如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这样的司法和情报官员所言,美国总统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要求忠诚。因为除非总统本人已经或者准备违背法律,他们只要恪尽职守,就已经是忠诚地为总统服务了。

  因此,对于特朗普之前的诸多美国总统而言,下属能否保持忠诚算不上什么问题。因为在法制型的权威之下,服务于最高行政长官个人与服务于自身职责和宪法法律基本上就是一回事。而且,明确了职权范围的法制型政府也切实保障了美国的行政官员对总统说“不”的权利。在出现根本性的意见分歧时,下属往往会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直言不讳,而不必强求一致。虽然冲突的结果难免一拍两散,但是这并不会被看做不忠,反而是一种诚实的体现。例如,迪安·艾奇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代理财政部副部长时,就没有接受罗斯福的暗示,拒绝在国会听证中为总统的货币政策说好话。之后,艾奇逊虽然因为“与总统政策不一致”而辞职,但是其忠于原则的立场反而增加了名声。艾奇逊不仅因此在数年后重新加入了罗斯福政府,入职国务院,还以此为契机最终成为杜鲁门的国务卿,成就了一番事业。

  此外,在相当“特殊”的美国行政部门中,忠诚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在立国之初,面对伸张部长权力的联邦党战友、亲密的政治伙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曾经明确地表示,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在三种权力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在每个权力内部。在行政部门中,总统有绝对的权威,任何行政官员都是总统的下属,他们的职权都来自总统的授权,不存在内部制衡问题。这一点也得到了国会的认同。

  在解决了法理问题的基础上,为了在现实运作中确保行政部门本身的“上下一心”,美国还是政治任命最为广泛、最为深入的发达民主国家之一,总统可以任命各个层级约10000名联邦官员。尽管在任命少数高级官员时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不能“肆意妄为”,但是绝对不会出现总统本人不喜欢、不希望看到的人选。对于大部分总统而言,他们与行政部门的主要官员的关系不是私人朋友、政治盟友,也至少是恩主和从者的关系。因此,至少在行政部门内部,美国政府通常情况下就是一个朋友圈,对朋友和对上级的忠诚基本是一体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出现的是“抱团取暖”或者“小团体思维”。譬如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人在离任之际都是批评众多,前者更是众矢之的、支持率跌至谷底,但是其下属虽然在具体政策上或有分歧,但大多仍然视他们为伟人。换而言之,中高级行政官员对总统“过于忠诚”才是美国政治中的通病。与此相较,特朗普政府如此广泛、严重的“不忠”问题堪称传奇。

  合理的“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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