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义勇队”抗战往事 品幼宫


“台湾义勇队”抗战往事 品幼宫

尽管正当壮年的李友邦未能一展建设新台湾的抱负,反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但曾忠实追随他的每个台湾义勇队成员,仍然不时地回想、思念他。

他们总要提起在闽北崇安挣扎于生死边缘的苦难生活,感激李友邦带领他们走出绝境,投身全国抗战,亲历台湾光复,让他们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有用的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李友邦发起并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抗战期间贡献良多,大体说来有如下诸端,我们且一一道来。

 台湾人 有本事

 首先是对敌宣传。义勇队员成长于日据台湾时期,因日本强制推行殖民教育,故他们皆通日语,战时反而成为有力的武器。平时在审问战俘、对敌喊话、翻译收集日军情报、收听广播等方面,得心应手,而队员中的知识分子,更能通过刊物上写文章、发表公众演讲、参与对敌政治工作等,为抗日出力。李友邦就曾说过:“瓦解敌军和教化战俘,将是台湾义勇队的主要工作。”

 与大陆士兵相比,台籍青年对日本人的心态、生活习惯等了解较为深入,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派赴各抗战部队和各界战地工作团,战场上往往能收到奇效。

 义勇队员还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宣扬台湾沦为殖民地后的抗日革命历史,强调台湾革命与大陆革命互相呼应、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此种演讲与说明,有助于改变大陆军民对台湾人的刻板印象和片面了解,让大家明白,绝大多数台湾人仍然保持强烈的家国情怀,不能与少数甘心为日本侵略者做走狗的败类相提并论。

 其次是医疗服务。台湾义勇队中医生人数甚多,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医生多达三十八位,所以李友邦也把医疗服务视为义勇队的工作重点。抗战时期,无论前线还是后方,伤病军民均甚多,医护人员及医药器材又极为匮乏,医疗队成了到处都急切盼望的重要力量。

 起初,因人手和物资有限,台湾义勇队的医生们,只能组成医疗巡回队,奔波于我方控制下的浙江城乡各地。后来,终于在金华开设了第一家台湾医院。这家战地医院为军人和贫苦民众提供免费诊疗,对一般患者收取的药费亦仅为普通医院的七成,周边各地赶来看病者络绎不绝。医生们常常不得不从早忙到晚,有时候夜里十一点才能吃上晚饭。在战时的浙江,“台湾医生”家喻户晓,成了荣誉与赞赏的代名词。

台湾医院里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天深夜,医生都出去吃晚饭了,只留下并不懂医术的院长李友邦看家,偏偏这时来了一个腹痛难忍的急诊患者,得知医生不在,便央求“要院长亲自看一看”,他当然不相信医院院长不会看病。李友邦见状,一边让人赶紧叫医生回来,一边前去探视。他摸了摸患者的肚子,询问一下病情,因实在不晓得如何下药,就在他的肚脐涂上一些薄荷,权当安慰剂。孰料病人立马说:“好多了,好多了!”

“台湾医生”的医术与口碑不胫而走,继金华的首家台湾医院之后,几年里在浙江衢州、兰溪及福建建阳县,分别设立了第二、第三、第四台湾医院。台湾人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随着医术仁心的传播而逐渐改变。
      第三,经济生产。战火破坏与物资短缺,使地方上支持抗战工业能力相当薄弱,义勇队中不乏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的专家和技师,他们派人协助浙江各县市政府开办樟脑油流动工厂,因樟脑油可作汽车燃料用,效果不亚于柴油。又建起药品厂,生产军民急需的疟疾药水、药丸及胃药等。

  少年强 中国强

台湾义勇队意义最深远的一项工作,当数成立“台湾少年团”了。

义勇队中有一群平均年龄不足十岁的孩子,多是由于家里大人要投入一线抗战或其他原因而无力照顾的,他们曾是李友邦最感棘手的“难题”。教育本为少年儿童所必需,但艰苦而奔波的客观条件,让义勇队很难长期负担这一责任。于是,李友邦决定因时制宜,以培养年轻一代、储备未来干部为原则,组成“台湾少年团”。

 “台湾少年团”为孩子们提供的主要课程,分为“教育”与“实际”两部分,前者有政治、军事、自然科学、台湾革命史、日文、英文及艺术训练等,后者则包括舞蹈、歌唱、绘画、墙报等,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合格后,即将这些少年团成员派赴各地参加抗日宣传。

来自殖民地的台湾孩子,往往能以家庭和自身受难的经历,被迫告别故乡流离失所的苦楚,来控诉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他们弱小的身躯,出现在浙江各地的街头,尽情诉说台湾故事,感动了许多民众,说服力比什么都强。这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所到之处都受到极大的欢迎,《东南日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刊文称赞他们是“抗日宣传的有力劲旅”。

少年团团员在对日本战俘的反战宣传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跟一位名叫梅本原一的战俘聊天时,梅本想起自己的孩子跟眼前这帮稚气未脱的少年一般大,忍不住掏出家人照片看了又看,竟然哭了起来。他在日本老家时是一名普通木匠,也搞不清为啥就被军方拉来中国参加“天皇圣战”。现在他才慢慢意识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中日两国的大人小孩,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最后,梅本原一下决心走到反战阵营中来。这是负责看守战俘的国民党部队军官都没想到过的事, 因而对台湾少年团刮目相看,特地写信给义勇队大加赞扬。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然健在的台湾少年团成员接受采访,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战斗岁月,依旧感概万千。那位九岁时不得不哭别父母,跟随少年团的爱唱歌的小姑娘黄莘,六十多岁的人了,忆及李友邦时,还像女儿怀念父亲一样动情地说:

“他最喜欢抱着我坐在膝上,每次有委屈就去向他哭诉,虽然他很忙,待我们却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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